跨文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语境初探******

　　毕永光

　　【提要】叙事语境是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属性，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不同文化间的语境藩篱，从语言、图像符号的信息本质入手，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构建叙事语境，减少“中国声音”跨文化传递的失真率，提高“中国故事”的易读性和亲和力，为对外传播在域外“入脑赢心”创造条件。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叙事语境 传播艺术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外传播产品的供给不断丰富，网络、通信等技术保障日益完善，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与海外媒体开展内容采集、制作、播发等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硬件和渠道建设之外，国际传播软件建设不可或缺，更是难点所在。“软件”是传播内容，更是支撑内容的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叙事语境是关键一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媒介制作的任何单一和多媒介传播产品都存在叙事语境，检验国际传播叙事语境成效的标准是跨文化的“穿透力”，即对域外受众“入脑赢心”的能力。

　　一、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语境鸿沟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成员所进行的信息交流行为与传播过程。[1] 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在于，当一个信息离开它被编码的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并被解码时，可能被误读，甚至反向解读。

　　(一)中国对外传播的语境障碍

　　面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国外传播理论界通常把世界六大宗教作为文化板块区隔的重要参照，以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儒家思想)为底色描绘世界文化版图的框架。[2] 当然，这种划分是粗线条的，相同区域性宗教与各国本土宗教信仰、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相结合，又生发出文化的复杂性差异，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之间的传播具有显而易见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当前，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东西方价值观差异造成的“语境鸿沟”是必须面对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层价值观，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社会实践中表露得很充分。二是“权力距离”的差异。荷兰传播学者霍夫斯泰德提出，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的距离是重要的价值观维度。东方社会被认为是“高权力距离社会”，即认同权力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往往显示出集权性，而西方社会则相反。三是“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发现，东方社会的高语境文化更加依赖含蓄、间接的表达及非语言交流，而西方社会则是低语境文化，喜欢开门见山、直接的语言表达。

　　中国开展对外传播除需克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障碍，还需面对西方对东方历史形成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当代中国崛起的刻意抹黑与打压，令跨文化传播难度进一步增大。

　　(二)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当前，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文化之间的鸿沟客观存在，难以填平，但在其上搭建一座“便桥”，保障传播信息的跨文化抵达是可以做到的，这就需要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有两个层面。一是叙事层面。中国的对外传播要向低语境文化“降维”，回归语言及图像等符号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删繁就简，在叙事方式及背景关联上力求简洁明了，化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解读障碍。简洁明了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还需要生动活泼的表达，增加亲和力。当年，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受众介绍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把它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经典的跨文化传播案例。二是价值观层面。“寻找共同点”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的密钥。我们的国际传播产品在宏观上需将中国特色文化融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中观上需体现法治、低碳环保、人道主义等普遍认同的理念，微观上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弘扬人类情感的暖色与人性的光辉。这样的语境才易于在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中引发共鸣。

　　在国际传播中，语言翻译固然重要，但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一方面，只有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文本的翻译才会有理想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翻译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一个好的中文文本同样具备国际传播的多种可能性。

　　二、当前对外传播的语境落差

　　对外传播场景包括媒体对外报道，展会、论坛、招商等场合及网站、新媒体上的对外宣介，与外国机构、企业及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在海外媒体上的形象展示等。我们很重视对外传播，但实操中往往受制于长期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跨文化传播创新思考、实践经验尚有不足，对外传播产品在叙事语境上还存在一些局限，影响国际传播实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调子过高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内宣体、文件体、企宣体、网络体等语境范式，如果不用跨文化传播思维加以“再编码”，有意识地进行受众场景转换，形成全新的对外语境，很容易造成在国际传播中调门过高、“用力过猛”。主要表现为照搬政治话语、宏观铺陈、自我夸大、结论先行等，这就等于在外国受众面前立了一堵墙，很难达到传播效果。

　　(二)意图外露

　　当下中国开展国际传播，就是为影响广大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误解和负面看法的国外受众，转变他们的看法，扩大中国的“国际朋友圈”，服务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劝服”属性。但是，在叙事中直陈我们的“劝服性意图”，或把官方政策取向直接移植到对外语境中无疑是不明智的。传播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隐秘动机”始终是敏感的。如果受众感到传播方有明显的说服意图，很可能会觉得对方有所图谋，从而不肯相信相关信息。[3]

　　(三)用语不够平实、清晰

　　语言符号有约定性、抽象性、多义性，使用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准确传递信息并非易事。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但在对外传播语境中，要把便于海外受众准确接受放在第一位，不应迷恋于华丽的词汇、恢弘的排比、复杂的句式。堆砌辞藻貌似高大上，却损害了语言表意的基本功能。因此，对外叙事提倡“白描式”陈述，少用或不用形容词、副词，避免使用令海外受众费解的政治术语、“热词”、简称，如“弯道超车”“政策洼地”“热土”“海丝”等。另外，网络体有生动的一面，但网络空间文化区隔性较大，网络词汇是深厚的本土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通用性不强，并不适用于跨文化传播。对外叙事使用网络词汇、“热梗”，难免遭遇“尬聊”。

　　(四)缺乏好故事

　　近年来，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对外传播产品中故事不少，但好故事、能在不同文化背景受众中引发共鸣的故事还是不多。讲故事关键要见人、见事、见细节、见情感，要能打动人，避免套路化的叙事。故事的形态是多样的，有宏大的故事，也有普通人的故事；文字可以讲故事，图片、视频也可以讲故事；可以是完整的故事，也可以是嵌入式的小故事，一句话、一张图、一个短视频都可以承载一个精彩的故事。比如北京冬奥会的点火仪式，“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小故事就把低碳环保理念与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说的主要是“术”的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道”，即在价值观层面更好地“融通中外”，寻找对外传播语境最大公约数。

　　对外传播首要目标是信息抵达，最佳也是最难达到的效果是实现共情，既让海外受众“心有戚戚然”。要达致共情，必须有“移情”的能力，即认识和理解他人看法和感受，并以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这种理解的能力。[4] 要具有这种能力，就要求传播者虚心了解传播对象国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了解当地受众的认知习惯，做到知己知彼，因地施策，分众传播。

　　三、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着眼于提高跨文化亲和力

　　(一)倡导“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

　　中国新闻社在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实践中形成了“中新风格”，在叙事语境营造上主张增加人情味，摒弃宣传味，采用民间视角和海外受众习惯的语言，努力做到“长话短说、官话民说、硬话软说、空话不说”。[5] 近年来，中新社进一步提出“中话西说”，探索用融通中外的理念开拓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并开辟了以“理性对话，文明互鉴”为主旨的学理性专栏《东西问》。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为基本导向。平实的陈述便于理解，生动的表达易于接受，这是提高传播产品跨文化亲和力的内在要求。

　　“平实的陈述”中的“平实”是指用平实的态度、平实的语言讲述事实，语汇的指代应该是具体的、清晰的而非抽象的、模糊的，在叙事中降低中国高语境文化中表意“虚”的部分；“陈述”就是有条理地说出，区别于抒情，更不是煽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对外传播中期待用内宣方式煽情、制造“泪点”是不现实的。

　　在传播实践中，对内容的生动表达往往易于被受众接受且不易被遗忘。“生动的表达”体现在标题制作、语言组织、叙事架构等方面，以小见大、细节、现场感、生活气息、人情味等都可以成为生动表达的载体。

　　“生动的表达”还应该是简短的。简短是传播内容的浓缩状态，有助提高对外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在当今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为主的时代，简短的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纳。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用语言符号时应提倡短文、短句、短段落，力戒穿靴戴帽、拖泥带水。当然，简短的内涵是注重对传播内容的提炼，并非简单的篇幅长短问题。

　　(二)重视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破圈”效应

　　视听作品包括影视、音像、视频等形式。摄影和视听作品对语言依赖较小，更适合在不同文化圈之间传播。加之国际传播有“浅传播”的特征，即让外国普通受众对中国有一个大致的、表象的正面印象就达到了有效传播的目的，这也让摄影和视听作品有了发挥的广阔空间。

　　“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同样适用于视觉和听觉作品。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对外国观众而言，他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就是一个带有丰富中国元素的视听作品。在举世瞩目的时间节点，开幕式展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开放、自信，中华文化的简约、大气、唯美、灵动，自然成为以一当百的中国形象宣传片。

　　李子柒则是民间对外传播的典型案例。她拍摄的展示田园生活的视频作品将中国节气、节日、民俗等文化融入衣食住行之中，以精致质朴的画面见长，没有配音，更没有英文字幕，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海外社交平台拥有上千万粉丝。

　　视觉形象塑造也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势力攻击、抹黑中国的“武器”。充满歧视意味的中国男子“傅满洲”形象及近些年频现的“眯眯眼”中国女性形象就是通过视听产品及平面广告等方式传播的，BBC 在报道中国的图片及视频上加“阴间滤镜”的操作更是西方新闻史上的一个丑闻。与之相反，不久前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中国摄影师罗冰的反种族歧视作品《All in Love》，则给外国受众呈现了一个看待中国女性的正向视野。

　　发挥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奇兵”作用，需要把跨文化传播的理念融入策划、拍摄、后期制作、平台播发各个环节中，优化叙事语境，不断推出“中国视角，国际表达”的制作精良、有感染力的作品。完成这个目标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四、结语

　　做好国际传播关键在人。要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加强外派、交流，积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从事传播工作的经验；吸收海归人士、外籍人士加入国际传播，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就为福建的对外传播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外籍网红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涵养的重要资源，应为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必要的便利。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中国公众每天通过镜头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中国的方方面面，也是国际传播的生力军。应鼓励公众探索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和叙事语境，充分利用海外社交账号开展传播，让更多的“李子柒们”成为当代中国的民间“形象代言人”。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融媒体中心主任，文章刊于《东南传播》2022 年第 3 期)

　　国际传播界·2022 年 第 7 期

　　注释：

　　[1] 邱沛篁等 .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4](美)萨莫瓦等著，闵惠泉等译 . 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1-89，314

　　[3](美)洛厄里、(美)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 .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7-108

　　[5] 中国新闻社记者手册 [M]. 北京：中国新闻社，2014.23-24

与艺术同行，愿做一个摆渡人******

　　郦韩英，著名企业家、艺术收藏家、美术馆创办人

　　口述/郦韩英 整理/萧丁

　　新近，浙江诸暨市鸿一美术馆举行开馆首展。由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和诸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两大主题展《雪泥鸿爪·名家精品展》与《叠翠流金·陈钧德绘画艺术展》同时亮相。展品悉数来自鸿一美术馆创始人郦韩英女士的私人收藏，包括颜文樑、刘海粟、林风眠、关良、倪贻德、吴大羽、周碧初、吕斯百、朱沅芷、唐蕴玉、胡善馀、李青萍、沙耆、任微音、闵希文、朱膺、朱德群、苏天赐、陈钧德等诸多名家名作。展品精良，揭示了民国以来中国百年油画史上一个个闪耀片段，作品自身的光芒及其蕴含的深厚历史，令人感受油画民族化探索和发展的脉络，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郦韩英馆长，1971年生于浙江诸暨，系著名企业家、艺术收藏家、美术馆创办人。她口述了自己与艺术结缘二十载心路历程，其收藏、研究、办展等方面体会给人颇多启迪。

　　——编者

　　2023年1月上旬，诸暨市鸿一美术馆举行开馆首展。这是继创办上海鸿一美术馆之后，我又创办的一家展览空间更大、艺术包容更强的美术馆。此时此刻，许多往事浮现脑海，涌在心头。我与“艺术”结缘二十载，从收藏入道，继而办馆，还钻研艺术史、美术史等，对艺术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和感情。是艺术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何为人生意义，何为艺术精神。

　　从儿时的梦想出发，在艺术旅途不断探幽

　　我生在诸暨农村，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我有6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五。依靠父母勤俭持家，小时候我们能过上温饱。我打小学会了为父母分担劳作，放学后去放鹅、放牛、割草等。晴朗的日子里，当鹅和牛在山野里悠然吃草，我就拿着硬树枝在泥地上尽兴涂鸦，画树啊、鸟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念书时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数学等，但我上课常作白日梦，有时听着听着就云游远方了。记得那时所有课本的边边角角都被我随手画了有趣的图案，“嫦娥奔月”故事是我画得最多的。老师曾经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毫不犹豫答道：“想做画家。”

　　中学毕业后，为了生计，我学做裁缝。在当时的我看来，裁缝也是艺术家啊，靠着心灵手巧，将一块块布料裁剪出千变万化的服饰。几年后结婚，便与丈夫一起投身创业。

　　记得是1996年，我们开始“做工程”，承包基建。干这一行，得益于二哥的引导，通过他，我们闯入了一个门槛较高的行业。丈夫老周做事踏实、很有韧劲，也挺顾家。我们俩齐心协力，胼手胝足，从建筑承包到地产开发，一路学一路闯，干得“没日没夜”，“风雨兼程”。有了经济基础，在城市添置房产后，我们自然而然买些字画装饰环境。我和丈夫都热爱艺术，见到喜欢的书画、雕塑、玉饰就买买买，很快，家里的艺术品堆成小山了。

　　2000年前后，我们结识了不少学院派出身的国画家、书法家等，也零零散散买了些作品“试水”艺术投资。至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丈夫成了“艺术赞助人”。那时中国美术学院有位画家准备举办个人画展，但场地租赁、画册出版、海报请柬印制、酒会安排等等需要200万元。那时的200万元可以买两三套商品房了。经朋友牵线，我跟丈夫首次以“艺术赞助人”角色提供所有资金，帮助画家解燃眉之急，也因此拿到了画家的一批精品力作。我们将拿到的作品分送各路亲友，自己则尝到了艺术资助和艺术收藏带来的双重快乐。后来，在上海浦东购置了一幢近三千平方米的别墅后，我根据欧式建筑的风格配套要求，开始搜寻更适合别墅悬挂的油画作品。一天，我利用在新加坡陪儿子读书的间隙，逛了当地原创画廊，被一幅风景油画牢牢吸引了。那是我第一次“邂逅”陈钧德老师的作品。驻足凝神欣赏，我被深深地震撼了！陈老师的绘画有一种内在力量能一下子抓住你，打动你，作品色彩鲜艳却又高贵，令我爱不释手。我从这家画廊先后买了七幅陈钧德的作品，将它们从新加坡运回了上海浦东新家。后经朋友介绍，有幸结识了艺术家本人。从那时起，我经常去陈老师家坐坐，喝茶闲聊。陈老师是有深厚造诣又非常纯粹的老派艺术家，一提绘画艺术便喜不自禁，滔滔不绝，往往寥寥数语就能讲到精彩的关键点上。他让我懂得，收藏的根基永远在于艺术价值。作品有了艺术价值，作品价格才会坚挺。他在画室里翻寻画作或其他什么，走起路来“笃笃笃”像小跑，有趣极了。不知不觉中，我成了陈钧德绘画艺术的主要收藏家之一。令我特别满足的是，在他生前我们有过无数次无比放松的交流，他非常耐心、直率地谈论创作所感。他的不少代表作，包括《梦境》《双人体》《色草柠檬图》等等都被我珍藏了。我也特别注意收藏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形成一定程度的收藏系统性。

　　可以说，从任性“买画”到理性“藏画”，转折点是从跟陈钧德交往开始的。随着收藏数量、质量的提高，我对陈钧德老师的艺术兴趣既走向宽度也走向厚度，所花精力也最多，从文献梳理到风格研究，再到召开学术研讨会，组织不同主题的个展或群展等等。我觉得有关陈钧德创作研究目前只开了一个头，有待专家学者不断挖掘和研究，我做得还不够。

　　世上的油画风格有许多种。我对其中的“意象绘画”情有独钟。我以陈老师为一个坐标点，在时间轴上往前推移，查找还有哪些属于自己心仪的艺术家。顺着这一脉络，我重点研读了开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三位拓荒人物：刘海粟、颜文樑、林风眠。特殊年代，陈钧德曾经得到他们的宝贵私授。斗转星移，我竟也能通过不同渠道收藏了三位大师的佳作，真是靠了艺术缘分。印象最深刻的是刘海粟先生的一幅作品《巴厘岛风景》。

　　2017年西泠拍卖行举行“现当代艺术品拍卖”。为了不错漏机会，我在现场守候到半夜2点多钟，现在想想我也够执着的。刘海粟先生的《巴厘岛风景》是和一本日记一起举拍的，日记是日本记者于1940年所写，当年他在上海与好友萧先生互相赠礼，日本记者拜访萧先生时送了一方印章，而萧先生给了他一幅好友刘海粟先生的作品。日本记者精心保存这幅画，80年过去了，他本人早已去世，其后人也一直收藏得好好的，连同日记一起。该日记“还原”了当年的一段友谊。作品本身非常精彩，其背后故事折射的文献意义，都让我激动不已。这件作品拍回来后，刘海粟的小女儿专程来我馆里看这幅画，又给我讲了她父亲的另一则故事：其实，这幅作品是在巴厘岛避难时画的，当时刘海粟先生在国内办学倡导人体课，被军阀视作流氓罪要抓起来，刘海粟先生为避难去巴厘岛，即是通过日本中转的，当时战乱，靠这个日本记者帮忙才得以成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因为这段与日本人有过往来的经历，刘海粟受运动冲击时便多了一条“罪状”。通过作品内外的故事，我感触很多。我觉得收藏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能保值增值，还有助于还原历史，传承文化。

　　近七八年以来，我一直处于在研究中做收藏，又在收藏中做研究。这样的修行方式令我非常充实。在我收藏的早期现代艺术中，关良先生的那幅意写性绘画《桃子与花》深得吾心。陈钧德老师说过，关良先生的绘画观念非常“自由”。从这幅藏品里我是深有感触。关先生的自由，是中国式的立体派。《桃子与花》的画面结体以一种变形超然存在，无论花、果、物的圆，纹理、盘的方以及与纹饰的叶形呼应，都营造了卓越的形式美感。

　　我时常将吴冠中、苏天赐、陈钧德等作品作比较性观赏，深感他们的语言风格都非常鲜明，技巧也都高超，但又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尤其在探索油画民族化表达方面，都洋溢着浓郁的东方趣味及精神。还有我收藏的朱德群的《NO.282》。画面一挥而就的笔触，融合了传统气韵、宇宙心灵、大象无形、张力十足的超现实意境。我也喜欢将倪贻德、周碧初、吕斯百等进行比较，他们都具有江南文化的背景，都倡导现代主义美学，在个性化语言中均有卓越建树，但他们绘画里都充满一股温暖的力量，这是一种历经风雨仍然理想坚定的精神品格，也使海派文艺血脉得以继承和延续。还有两位画家的藏品令我常常凝思。一个叫朱沅芷，一个叫沙耆。朱沅芷1921年移民美国，是个英年早逝却极具才华的艺术家。我收藏的《纽约之夜》（50×61厘米），是他成熟时期偏传统手法的油画，笔调轻松、诙谐，光影生动而洗练，营造的意境栩栩如生。他不满四十岁得了精神疾患，郁郁寡欢，因而他的作品弥漫着“不一样的味道”。沙耆呢，1937年留学比利时，在素描、油画、雕塑等多方面表现出异禀，三十多岁天妒英才，使其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收藏的是沙先生早期留学的精品，写意性勾勒所显示的天赋叫人过目难忘。从早期现代美术运动先驱们的藏品里，我感受到大时代洪流留下的烙印是那么清晰，他们竭尽全力去拼搏去奋斗，用饱蘸情感的画笔去描绘真善美，他们的作品中流露了那个年代艺术工作者民族审美、形体感知、色彩语言的特色，耐人咀嚼。

　　我列举的这些艺术家及其藏品，大多来自公开拍卖，也有一部分来自家属。每次发现拍卖会上有我期待的艺术名家的作品，我都会顺着艺术家的成长经历和艺术变化，研究所拍作品的时代背景、创作思想以及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当然也作多方面的鉴定。无数次的观摩、研究、鉴定、交流，使得我在艺术收藏的道路上领略到无数“奇异的风景”。

　　艺术是奇妙的，当然是指艺术杰作。我的收藏基本沿着三大主题，其一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绘画，藏品涉及中国油画界第一代、第二代诸多艺术前辈，也包括与他们同时代的法籍日裔绘画大师藤田嗣治，以及当年受林风眠邀请来北平和杭州国立艺专任教的法国著名画家安德烈·克罗多等；其二以当代海派油画领军人陈钧德老师的专题为主，包括比陈老师年纪稍长或差不多同辈的新中国美术运动旗帜人物靳尚谊、罗尔纯、闻立鹏等等；其三是更年轻一些的当代优秀意象派画家的作品，包括外省市的戴士和、闫平、王克举、张冬峰、任传文、段正渠、黄菁、管朴学、李江峰、王琨以及上海本地的周长江、俞晓夫、姜建忠、黄阿忠、刘曼文等等。我的朋友圈，我的事业，如今都围绕着艺术转，这是过去想也没有想过的。

　　与艺术一起摆渡何其幸焉。我也愿做一个摆渡人

　　当一颗种子在心里埋下，天时地利的时候总有发芽、会长大。

　　美术馆于我就是这样的。2014年，我与丈夫商量，他继续在房地产领域深耕细作，而我准备“歇一歇”，先玩玩艺术品等。丈夫以为我只是“暂时的休整”，当然表示理解和支持，却不料我一干就干到今天，“毫无收敛的迹象”。艺术于我就是这样吸引力十足。

　　我利用原先上海公司总部的办公地，请专业设计师设计，改造成符合专业美术馆要求的上海鸿一美术馆。新设计改造后的美术馆一经亮相，圈内外可谓“眼睛一亮”。

　　鸿一美术馆在博物馆、美术馆星罗棋布的上海，规模不算大，但允许我“王婆卖瓜”自夸一句：影响力却不小。因为，我们非常注重特色。我们的特色是小而精，立足的根本是展览质量。鸿一美术馆开馆第一年，也就是2016年，即先后举办了《陈钧德油画作品展》《“写影意趣”——中国名家油画作品邀请展》《青年艺术家作品展》《“东韵·西语”黄阿忠绘画作品展》《“浮生·心界”任传文纸本水彩作品展》《“与名家同行”——首届国际水彩名家上海年展》等等，其中，《陈钧德油画作品展》的全部参展作品来自我的私藏，造成了一定的轰动。当时陈钧德与妻子罗老师特地赶到我们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美术馆来观展。许多美术界、评论界、收藏界大佬也抱以“惊奇”接踵而至。之后，上海滩上耳熟能详的艺术名家，以及外地优秀艺术家，还有国外名家都相继来办展。我们还推出《“与名家同行”——首届国际水彩名家上海年展》，主办首届“国际水彩训练营”，安排在国际水彩画领域声誉卓著的外国水彩大师西蒙尼、约瑟夫、佐拉兹等担任导师，亲临鸿一美术馆向青年学员传授技艺，并与学员们一起在外滩写生，言传身教。那时，我忙得不亦说乎，几乎每天一睁开眼睛，满脑子想着美术馆事儿。为了替观众找到艺术“新面孔”，我每年不辞辛劳，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吉林、湖南、广西等地；每隔一段时间，就在鸿一美术馆推出一个或若干个“新面孔”。所谓“新面孔”并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画家，而是指外省市那些暂时不为上海藏家或观众熟悉、但曾多次参加全国性美术大展的优秀画家。

　　当然，“发掘”艺术家办展的过程伴随着甜酸苦辣。譬如，油画家任传文，是意象油画当代性探索代表性人物。他的绘画十分注重精神感受，他用油画、水彩所描绘的风景都不是直接从眼中所见的现实“截取”，而是带有类似文学的追忆、回望，意境似实还虚、似真亦幻，令我非常喜欢。他在上海乃至江南一带知音还不多，我却觉得非常好，就满腔热情在鸿一美术馆为他策划个展。迄今我已经两次为任传文老师策划举办了油画和水彩展。

　　众所周知，办美术馆，是造福于民众的文化事业，也是很烧钱的公益事业，故有人将美术馆比喻为“吞金兽”。是啊，但凡美术馆想长久健康地生存，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支持。从我看来，创办美术馆的初心是单纯的，即“热爱”二字。全世界美术馆的生存模式几乎都靠“贴钱”养着，有的靠政府补贴，有的靠基金运作。创办鸿一美术馆，我对“烧钱”也有心理准备的。一方面，我自己会定期拿出部分资金投入美术馆，也会将一部分私人藏品捐献给美术馆；另一方面，我会发挥多年从事房地产开发和金融投资等经验，发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美术馆建设，让这个公共的文化艺术空间具有持续生存发展的能力。

　　在上海创办鸿一美术馆数年后，我感到应该为生我养我的家乡诸暨也创办一家。那时，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的“计划”更大了，最初拿土地的时候就想着要盖一座规模逾万平方米的艺术综合体，包括一座艺术酒店+一座现代美术馆。

　　两年前主体建筑完成，这两年在做装修。诸暨鸿一美术馆与上海鸿一美术馆不同。它的设计团队具有国际背景，更具国际范儿。一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里，包括两大展示厅、学术报告厅、会议室、开幕走秀场所、咖啡吧、资料室等等，还有一定规模数的星级酒店客房。目前还计划再建一个窑厂，专门用于烧制艺术家的陶艺作品及其衍生品。根据它的条件，我们将集艺术展览、少儿美术培训、主题写生活动、绘画高研班等于一身，立体化地提供公共美术展示、教育等服务职能。具体到展览上，初步计划有油画、水彩、当代水墨、雕塑、装置，以及全国乃至全球邀请展或双年展。适当时候，还举行小型拍卖，让人们将艺术带回家。

　　回顾多年以来，我游历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每次都情不自禁流连在博物馆、美术馆。当年作为“观光客”“艺术朝圣者”，更多只是观摩。如今，自己转型成为美术馆创始人、馆长，我思考的东西越来越多，落脚点也不一样了。我想，意大利、法国等一些城市里，街头丰富的雕塑，以及星罗棋布的美术馆、博物馆、画廊，滋养着那里的民众。我多么希望，家乡诸暨也有越来越多艺术机构，让家乡人民、尤其家乡下一代能受到浓厚的艺术熏陶。所幸的是，梦想一步步照进了现实。怀着公共意识、文化意识，我将对自己在艺术方面的国际资源、外省资源、上海资源等作有效整合，为家乡诸暨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共文化项目。

　　总之，我跟“艺术”打交道已有二十多年。人生是一场独自修行。人人都在时间的河流里一次次地摆渡，家庭、老师、友伴、同事等生命旅途中遇到的人们不断成为渡船，使得我们能跟随时代不断向前。其间，我能找到“艺术”一起摆渡，何其幸焉。我也愿做一个摆渡人，将美术馆建设成一个渡船，帮助更多人与艺术同行。这，便是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