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最低价！特斯拉大降价意欲何为？******
中新网1月7日电(中新财经 葛成) 6日，“特斯拉降价”话题登上热搜。此前，特斯拉已屡屡因为价格调整，尤其是降价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特斯拉降价，为何经常引发反响？背后有何市场图谋？
1月6日，特斯拉官网两款车型售价截图。两款车型降至历史最低价 特斯拉高管回应
据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特斯拉国产车型降价，两款车型已降至历史最低价。其中，Model 3起售价22.99万元，Model Y起售价25.99万元。此前，这两款车型的起售价分别为26.59万元和28.89万元。
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后，特斯拉外事务副总裁陶琳回应称，“特斯拉价格调整的背后，涵盖了无数工程创新，实质上是独一无二的成本控制之极佳定律”。陶琳还称，特斯拉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坚持以成本定价。
不过，这番回应却难以与刚提车的老车主形成共鸣。有车主在网络上发帖称：“特斯拉降价，他不到一个月就亏了三万五，2022年买车的车主就是个笑话。”也有车主表现得淡定一些，表示“笑着安慰自己‘早买早享受’。”
虽然车主态度不一，但特斯拉在三个月内连续降价两次却是不争的事实。2022年10月，特斯拉宣布降价，Model 3和Model Y两款车型降价幅度为1.4万元-3.7万元。
图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特斯拉方面供图降价背后，特斯拉去年交付量未完成马斯克的目标
此前，特斯拉的降价幅度虽然不小，但并没有对其提振销量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乘联会发布的中国市场预估销量显示，特斯拉在12月交付了55796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这是五个月来的最低水平。这一数字较11月份下降44%，较上年同期下降21%。
特斯拉近日公布的年度产销数据显示，2022年，其全年产量为1369611辆，同比增长47%；全年交付量为1313851辆，同比增长40%。虽然产销双双突破了百万辆大关，但交付量距离马斯克在2022年初定下的提升50%的目标仍有差距。
当地时间1月5日，特斯拉股价收跌2.9%，报110.34美元。2022年，特斯拉股价累计下跌约70%，创下自上市以来最糟糕的年度表现。
资料图：特斯拉Model 3。 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特斯拉逆势降价的“底牌”，是什么？
进入2023年，受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终止影响，包括比亚迪、大众、奇瑞在内的十多家车企都陆续宣布对旗下新能源汽车涨价。
这样的背景下，特斯拉为何要“反向操作”，底气何来？
财报显示，特斯拉2022年第三季度营收近215亿美元，同比增长56%。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特斯拉第三季度营业利润为37亿美元，营业利润率为17.2%。其中，特斯拉单车利润约为9570美元(人民币6.93万元)。
在单车利润这一数据方面，大多数新能源车企难以与特斯拉抗衡。
财报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包括蔚来、小鹏、理想在内的“造车新势力”单车利润仍为负值。东吴证券预计，与特斯拉一样，同为新能源制造车企的比亚迪，2022年第三季度单车净利润约为1万元，虽然创下历史新高，但相比特斯拉依旧差距明显。
上述优势成为了特斯拉降价的“底牌”之一，也是特斯拉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杀手锏”。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特斯拉的“历史低价”，将在2023年进一步加剧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让消费者享受到实惠，但对部分利润微薄或是负数的车企而言，无疑是“重磅一击”。
特斯拉降价了，你会买吗？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快三注册地图 |
